早在2011年，我就听说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与法国的遗产保护志愿者联盟（REMPART）要在中国合作举办遗产保护工作营，后者成立于1966年，长期致力于在法国和世界各地推广遗产保护意识。那年夏天，中国和法国的志愿者一同来到山西的平遥古城，度过为期两周的“工作假期”——修复古建筑。说起来，我的摄影实践从上海的里弄和历史建筑开始，所以对于工作营，我一直有着极大的兴趣，今年（2015年），终于有机会作为驻地艺术家加入在贵州省贵安新区一个布依族村落举办的工作营。包括七位法国人在内的20来位志愿者在云贵高原上的这个小村子住了15天，开展修复一幢古民居的第一阶段工作。 城市居民往往将乡村当作浪漫化的对象。在我们的想象中，乡村是一个宁静的所在，贴近大自然，远离都市的噪音。“采菊东篱下”的中国诗人陶渊明，以及西方哲学家梭罗，甚至将乡间生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为其平添一层精神修行的灵光。或许，对于渴望独居的知识分子，事情确实如此，但普通农民所面对的现实，远不是这样的理想化。当然，我并非专注于乡村研究的社会学家，也从未生活在乡村，或许观点有所偏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当下中国，农村的年轻人涌向城市，寻找机遇。我倒不是说这是好现象，只是指出一个事实。 贵州的这个麻朗村是真真实实的中国乡村，我说的真实是指，她尚未成为旅游景点，并且有着所有中国乡村的欲望：城市化。在此过程中，许多木结构的传统民居被弃置，世代居住在这些房屋中的家庭另择新址，修建了水泥新房。我们工作营的修复点是一幢200年的古民居，村落中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她座落于山坡上，俯视着那条通往作为村中心的小广场的窄窄的斜向坡道。 我们的居住营地位于村口的小学中，床垫被简单地放在三间教室的水泥地上，感觉这更像是电视里受灾地区的场景。几乎每天，晚饭前后，自来水就停了，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冲洗一天的汗水，即便工作营的组织方特意建造了临时房当作浴室。最初，这情况让人震惊，然而很快我们意识到，城市的便利和舒适并不是应该想当然的东西。 从村口小学到修复点要走20分钟的土路，尽管并不算陡峭，也起起伏伏绕过了一两个山头。路一边有时是看起来完全未经开垦的树林，而另一边，则是水稻田，中间点缀着向日葵。稻田另一边，公路建设紧锣密鼓。田里鲜有人劳作，不过稻子看起来长势良好，几近成熟。在村子的小广场边上，有一个卖小食和饮料的帐篷，两三位年长妇女坐在树荫里对我们微笑，一些中年男人则会聚在广场边上，下棋打牌，或者只是聊天。像中国的许多乡村一样，年轻人无影无踪。 在工作营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小广场举办了篝火晚会。另人惊奇的是，奇迹般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村民。似乎人们从邻村赶来，还有居住在镇子上的年轻人也出现了。晚会结束后，我们在手电筒光中最后一次走在这条已经十分熟悉的土路上，途中，有人建议大家关掉手电筒。突然，一幅惊人的图景出现在眼前：在远处泛光灯反射光中，环绕四周的山头若隐若现，上方，则是繁星遍布的墨色天空。 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有什么意义？参加工作营之前，我反复思量这个问题，而现在，工作营已结束，答案却依然远在天边。 我们想当然地假定，当代生活比古代的更便捷、更舒适，因此，是“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毫不怀疑，文化遗产对人类意义非凡，因此值得保护。于是，一个悖论无意中形成了：如果我们应当延续遗产中的生活方式，那为何还要追求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隐约地，我怀疑“遗产”是件奢侈品。只有过着舒适现代生活的人们才会“怀旧”地渴望那种他们从不曾体验过的原始生活。我们这些都市居民对这种未被现代化设施“污染”的生活抱有浪漫化的想法，并指望特定地区的居民“传承”这种生活。在我们心中，已经将他们变成活着的博物馆，以便我们时不时地探访，暂时逃离嘈杂都市。然而，以保护独特文化传统的名义，拒绝一些人我们自己所渴望的现代文明，这公平吗？ 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的危险性不亚于其复杂性，它会将你不可避免地引向一系列的质疑，质疑所有想当然的前提。你或许不妨进一步问：考古有什么意义？历史研究、文学和艺术、纪念碑有什么意义？记忆本身有什么意义？跟着这一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质疑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似乎走入了死路一条，哲学家或许还可以前行，而我的目之所及，只剩虚无。 那么，还是把“生存还是死亡”的这些问题放在一边，暂时退回几步。我猜想，或许，现代生活与“遗产”、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机器与人的角力。正如托尔金在《论神话》（On Fairy-Stories）中指出的，“认为汽车……比马更’真实’，简直荒谬得值得怜悯”。因此，认识到古老智慧的价值，“遗产”的价值，便是承认，我们以科技发展为目标的当代文化的错误。只有当我们接受这一真相，即现代文明已经失控，我们才有资格讨论“遗产”的保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