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杨圆圆
图虫的编辑希望我围绕着自己近期做的两本书写一篇文章，使读者了解到“做书的心得，以及一个创作者的工作状态”。
然而，写自己的工作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作为一个年轻且经验不足的实践者，时常都在自我推翻与反思，也时刻都在学习与成长，作品的走向也是在不断生长与变化之中。以下三个短小的片段，是一些对近几年工作的点滴总结与反思。
1.一个不断生长的草稿
在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我首次尝试将书作为作品最终的呈现形式。那次尝试起源于对一些作家的半自传小说的引用，在当时，我希望它可以是一次"始于书，再回到书”的实践。尽管作品最终并未完成，但在那段时间里，我意识到书本作为一种艺术呈现形式的种种可能性，并为其深深吸引。
我喜欢翻开一本书并缓缓被带入其中的过程，就仿佛从织物上拽起一根线头，轻轻地将其拖拽，其背后的结构才会一点点被揭露。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作品从诞生到完结的发展一样，一切终归是从某一个点扩散开来，渐渐才蔓延出更为复杂的脉络。
摄影、其他类型的静态图像、文字是构成我作品的三种主要材料。在近三年里，书与印刷品的形式在我的实践中占了不小的比重。已出版的《在克拉科夫的十日》，《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的样书，与此同时，还有我和摄影师朱岚清与设计师杨鹿童合作的《次根》出版计划（我们希望《次根》可以逐步发展为一种“纸上策展实践”）。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被转化为实体的、只是供我自己观看的电子文档。
我经常将做书页排版的过程看作一个理清思路的过程，通过尝试不同的编排方式，来理清素材之间的线索与关联。对我来说，排版的文件就像是一个不断完善自身的草稿（直观来讲，就是在一个InDesign文件或者其他电子文档上不断生长，并分割出一个个从version-1.pdf —> version-x.pdf的演变）。
有些时候，这个过程会将作品自然导向一个以书作为最终载体的结果。而在另一些时候，作品的生长会渐渐超出了书本结构所能承载的范围，线性的观看方式不再适合这件作品，它必须被放置在一个展览空间中被多面向地体验。这些时候，书籍的排版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草稿本，或者成为作品几种观看方式中的一类。
《在克拉科夫的十日》
《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
《次根》
2.书作为一种可随时暂停与回放的纸上电影
《在克拉科夫的十日》是我的第一本书，针对这件作品而言，书本身即是作品最重要的呈现形态。这本书以一种介于旅行笔记和手札之间的形式呈现，尽管没有目录，但是书的整体结构实际包含了三个隐形的章节，它们被构架在看似零散的排版形式之上——1.战争；2.城市；3.联结（从彼到此／从我到你）。
书中所出现的素材包括我在克拉科夫逗留的10天之内留下的快照、手记以及收集的老照片，以及对于三件既存作品的引用（电影截图以及文字摘录）。这三件作品包括：《空中杀手》（2008年，导演：押井守）、《看不见的城市》（作者：卡尔维诺）以及《我略知她一二》（1967，导演：戈达尔）。
对于三件既存作品的引用划分出了这三个隐形章节的框架。来自三个不同年代与背景的既存作品与我在克拉科夫10天之内所搜集的素材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时而紧密交织，时而又相对松散。通过排版与排列的节奏调和，这些素材逐渐在书中编织出一条模糊而开放的叙事。
杨圆圆《在克拉科夫的十日》翻书视频
如果真的将这本书视作一部“纸上短片”，书的结构与编辑就如同电影中的剪辑一样重要。而我的确试图在作品中穿插了一些“电影语言”。比如在第一部分中，艾略特的诗句在开篇的首次出现后，在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衔接处再度“闪回”在“黑屏”之上，“什么是真实的……”（翻页）“……只真实于一次时间，只真实于一次地点”，而出现在下一页上的图像，是我作为游客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中拍摄的一张照片，拍摄地点是在唯一未被德军销毁的毒气室遗骸中，画面的内容是受难者在垂死之时留在墙壁上痛苦的抓痕。
没有任何影像可以将这些印记被留下的那一刻的残酷事件再现，相较于二战时期留下的其他影像资料，这些曾在“此时此地”被留下的印记本身或许更接近某种真实。而这张被放置书中这个位置的图像，本身即是一种“自我否定”。它仅仅是一个无力的标记，证明这些来自过去的印记真实地存在于地球另一端的某个地点。相较于在那一地点的真切体验，任何在试图将之描述的图像都是无力的。
▼以下是上文提到的前后衔接的三页，毒气室残骸中拍摄的图像在第二张
3.关于旧照以及其他的既有图像
在我近期的几组作品中，都包含不同程度上对既有图像的挪用。其中以老照片为主，同时还包括报纸和平面广告、电影截图、网页截图等等。
《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这件作品起始于我在网上淘到的一本60年代的重庆老相册，这本相册是某电信公司的内部档案，对其在重庆的办公大院以及员工宿舍进行了归档。相册共包含了近三百张照片，所有照片的主体都是建筑，档案的整理者在几乎每张照片下面都标注了相应的街名与街号。
杨圆圆在重庆淘到的老相册
然而，相册上所出现的很多街道名称已经发生改变，排查后目前依旧存在的街道共有26条。我以这26条街道成为了作为我在重庆的步行索引，并在周遭区域展开拍摄。作品名称中“几近抵达”也是指代这一部分的内容。在拍摄期间，作品逐步推进至第二个部分“几近具体”。针对这部分的名称，其实英文表意更为准确，concrete一词在英语中既代表“具体”，同时也有“水泥”的意思，而第二内容，也是围绕着“建设”展开的。其中涉及的拍摄地点，包括近代对重庆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当下已经衰败或已成废墟的工厂；几座处于核心地段正在建设中的楼盘工地；与此同时，还有两份来自50年代和2014年的工人资料。
我为这件作品做了一本样书，除了书本之外，也有不同形式在展览中的呈现。这件作品的意图并非是以一种类型学的方式将过去与当下的图像进行对照，而是通过将拍摄于两个年代、出现在不同媒介（电视以及不同年代的报纸广告）、以及处于不同形态下（建设工地与废墟）的建筑进行并置，并在其中穿插着与建筑相关的人物的图像（肖像、调查文字以及档案资料），以此构建出一系列能够彼此发生对话与关联的图像。我希望这些图像之间可能发生的多重关系可以织成一张无形的网络，如同一个万花筒的切面，或许能够映射出这座城市当下（并始终处于改变中）的构成。
杨圆圆《几近抵达 几近具体 重庆》翻书视频
可以看到在“10日”与“重庆”两件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上对旧照片的挪用，而在我和朱岚清与杨鹿童合作的《次根》出版计划中，第一期所包含的图像类别也是旧照片。我自2009年开始收集旧照，只要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旅行，跳蚤市场总会是我前往的前三个地点之一。旧照片有太多吸引我的地方，或许最为直接且简单的理由，是那种在面对即将消逝之物时本能地想将之留存的冲动（或许这本就是一种摄影师的本能？想起曾经被问到令人难以作答的问题－“摄影的什么本质最将你吸引？” 我的回答是：“摄影作为一种抵抗遗忘的工具。”）与此同时，每每想到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和我有着相同收集喜好的人，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安心感，仿佛自己在为编制一份属于二十世纪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记忆档案尽着一份极其微小的力量。
胶片摄影以及摄影作为“物”的年代在广泛意义上已成为过去。伴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照片已不再被作为一个被珍视的物件，而是成为了被压扁于荧幕上的图像，而我们与回忆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转变。来自十多年前的记忆可以在点击几次鼠标后就展现在荧幕上，时间不会在这些图像上留下任何印记，一切都仿佛发生再昨日。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我虽收集来自过去的胶片摄影时代的产物，但这并不代表我是一个坚持用胶片拍照的顽固派（如果可以这么讲的话）……相反，我个人认为在摄影的范畴内，胶片是属于20世纪的媒介。如果摄影师当下在作品中使用胶片，除了单纯对其美学上的迷恋之外，或许应该有一份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材质与作品的语境关联？输出尺寸的需要？等等），而不应单单是出于某种“情怀”。写到这里想到前两天读到罗伯－格里耶在1963年出版的《为了一种新小说》，他在书中说到“文学是活着的……福楼拜写了1860年的新小说，普鲁斯特写了1910年的新小说。作家应该骄傲地接受带上他自己的日期。”我想这段话对于摄影来说也是一样受用的。
▼2014年在重庆器·Haus空间驻地结束后的阶段性展示
▼2015年，新加坡亚洲女性摄影师展
▼2015年，乌拉圭群展“Teeter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我们一遍遍地谈到，这是一个图像过剩的年代。而我近年来的工作方式，也是在对当下图像环境的不断的反思中逐渐生成的。总体而言，我形容自己的工作方式为“编织”：将不同类型的图像素材“编织”为图集，结合文本，在作品中构建一张繁复的网络。相比其他很多摄影师，或许我对自己拍摄的照片进行了某种“降级”，在完整作品中，由我所自己拍摄的照片与其他类型的图像素材的地位是平等的。一切单张图像都仅仅被作为一个图集的组成元素，只有当它们被编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之后，它们才形成了某种作品中的话语。
关于作者：
杨圆圆（b.1989）目前工作居住于北京，她于2013年获得伦敦传媒学院（隶属伦敦艺术大学）的摄影本科学位。她的艺术实践包括多样的形式，以摄影为主，同时也跨越文字、录像、表演等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形式。杨的实践通常以大量的历史调研为基础而展开，她热衷于探索视觉叙事的可能性，将真实与虚构的元素结合，探讨记忆、历史与时间等话题。她形容自己的工作方式为“编织”：将不同类型的图像素材“编织”为图集，结合文本，在作品中构建一张繁复的网络。作品最终的呈现通常是艺术家书或者摄影装置的形式。
杨圆圆作品曾在国内外参展与获奖。她的作品样书《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被选为马丁·帕尔谷仓摄影样书二等奖；作品《在克拉科夫的十日》阿尔勒摄影节获得最佳作者书提名，并被卡塞尔摄影书节选为2015年最佳摄影书之一；她于2014年获得Bloomberg New Contemporaries的提名；2013年被选为Magenta: Flash Forward摄影奖的英国获奖人之一；并于2012年和2011年分别获得了美国特尼基金奖和英国Bar-Tur摄影奖。在创作实践之外，杨圆圆也致力于艺术写作，她目前也是《艺术世界》杂志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