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位法国年轻人，出生于“二战”时期，自幼家境优渥，父亲是驻摩洛哥高官，究竟是怎样的因缘际会让他成为一名摄影师呢？
布鲁诺•巴贝独辟蹊径的职业生涯以及他对影像的迷恋始于父母将他送往巴黎寄读学校的时候。“我学习不好，是个笨手笨脚的左撇子。”他坐在巴黎家中的餐桌旁开始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桌上装饰着摩洛哥青花瓷器。这里既是他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工作室。亨利四世中学的教育对他来说似乎过于正统和刻板，这种桎梏让他手足无措，于是逃课便成了家常便饭。不过他在这里结识了两个终生挚友，即日后成就显赫的电影人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与巴贝特•施罗德（Barbet Schroeder）。他与这两人在夏佑宫法国电影资料馆里消磨了许多时光，初次接触到了包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在内的多位电影大师的作品。
这样熬到高中毕业之后，他立志成为一名摄影师。然而那时整个欧洲仅有一所学校教授摄影，即瑞士沃韦应用艺术学院（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 in Vevey）。1959 年他入学就读，随后发现那些课程是专门为培养广告摄影师和工业摄影师而设置的，这让他再次感到厌烦。
他真正想做的是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他16 岁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和跳伞，还拿到了结业证书，培训期间他深深迷上了广袤的空间与开放的视野。他热爱那种必须经由严格训练方能获得的自由、恰到好处的孤独感，以及一种看世界的全新视角。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波澜壮阔的人生模式让他心醉神迷，他感到：天生我才必有用，应向袅袅云中行。虽然心思飘摇直达霄汉，可他的路却走得脚踏实地。布鲁诺•巴贝把这种自由开放的感觉、直觉上的新奇感以及拒绝模式化的个性带到他所选择的职业中。
比起文字，他对影像更加得心应手。这个男子虽然沉默寡言甚至有些顾虑重重，但很体贴他人的感受。在摄影师这个行当中他的谦逊实属难得，超越常人的耐心帮助他完成了在中东尤其是摩洛哥的游历。那里的人们对影像猎手从来都怀有极大的戒心，照片可不是说拍就能拍的，得有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才行 。
他的夫人卡罗琳•蒂埃诺—巴贝（Caroline Thienot-Barbey）曾经拍摄了一部他在中国工作的纪录片，影片中的他用极其轻柔的步伐慢慢地靠近一群在小广场上跳舞的老者。其中一位身材瘦小的老妇人一边跳舞一边打着毛线衣。他朝他们微笑了几次后就渐渐地被人群接纳了，拍摄的请求也被人们欣然接受。工作的所有细节都是在得到众人同意的前提下完成的。他不紧不慢地跟着老人们的节奏，从不指手画脚强求。他个头高大但看上去一点都不占地方。他拍到了照片，镜头下的人们也玩得很开心——对布鲁诺•巴贝而言，摄影首先是一次交流的机会。
他最早的作品创作于1962 到1963 年间，以意大利人为主题。“我在60 年代初期的主要目标就是拍摄意大利。几年间，我一得到机会就去那拍照，有时是接到了拍摄任务，更多时候则完全是自发地创作。我试图捕捉到各地的神韵。少年时，我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十分着迷，例如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和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等众位大师的作品。当时的意大利有一些地区仍然十分贫困，南部与富庶的北部之间有巨大的贫富差距。”
如同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摄影集《美国人》与勒内•布里（Rene Burri）的《德国人》，布鲁诺•巴贝的《意大利人》充满感性，洋溢着焕然一新的青春气息。《意大利人》作为他的摄影入门作品，不仅是一次对他人的探索，更是一次对自我及个人摄影语言的认知与发现。这部摄影集在1964 年为他敲开了玛格南图片社的大门。在图片社期间，他开始深入探索纪实摄影，先后报道了尼日利亚与中东地区的战乱。他的镜头也曾聚焦于1968 年的巴黎“五月风暴”和东京示威游行活动。1971 年，他受《生活》杂志委托拍摄了一组越南战争的照片，刊登在杂志的最后一期上，随即《生活》杂志停刊。他马不停蹄地周游各国，远赴柬埔寨、约旦、埃及、伊朗、爱尔兰、孟加拉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印度等地。他用镜头记录了胡安•庇隆重返阿根廷政治舞台的历史，以及萨尔瓦多•阿连德执政时的智利。当红色高棉封锁金边的时候，他身在旋涡正中。他还拍摄过“文革”时期的中国、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纵观布鲁诺•巴贝的摄影报道，他始终对历史保持着热情和关注。
他镜头下有普通人也有国家元首，有大饥荒也有葬礼，有战争与节庆、朝圣与游行，也有刽子手与受难者。他的拍摄任务让他有机会见证了许多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国家的状况。最好的例子便是他关于20 世纪80 年代波兰的长期报道，那正是团结工会初登历史舞台的时刻。“有些与历史的照面是不容错过的。”他这样解释道。然而，这也是他作品的矛盾所在。的确，他记录了许多冲突与纷争，但他却不是一位战地摄影师。和他的大部分同事不同，他从不刻意追求爆炸性新闻，通常避免赤裸裸地表现暴力。他继承了玛格南图片社的两位奠基者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的一贯风格，侧重于表现战争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妇女、儿童与难民的伤害。他也将镜头对准了20 世纪臭名昭著的发明——“童子军”，拍下了那些在非洲、柬埔寨与巴勒斯坦军队中的孩子。对他而言，这些弱势群体是战争的真正受害者。
对巴贝而言，最重要的是深入了解这些国家，他经常不惜为此耗上数年时间，通过书籍和摄影展展示成果。他热衷于故地重游，追踪历史的进程，赋予空间探索一种时间厚度。他对西班牙、巴西、日本、中国、印度、伊朗，以及西非诸国进行的分阶段报道就是这一方式的例证。在他看来，摄影不仅仅是捕捉瞬间，更是一种关乎过程与记忆的工作。
由于父亲工作调动的原因，他在摩洛哥的不同城市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这个经历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至今仍是如此。“萨累、拉巴特、马拉喀什与丹吉尔都是我童年的摇篮。”他回忆道。宣礼塔的呼唤声、 海浪的拍击声以及香料的芬芳都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成为其生命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在摩洛哥这片混合了感性、气味、色彩和声音的土地上，他建立起对摄影的认知。1966 年时， 彩色照片的印刷技术尚未成熟，玛格南对彩色照片也没有给予重视，正是摩洛哥的色彩引导他在一趟巴西之旅中迅速走上彩色摄影的道路。巴贝成为彩色摄影的先行者，探索了柯达克罗姆彩色胶卷的色彩层次的所有可能性。柯达克罗姆胶卷感光速度慢，但抗潮湿性能好，且对气候变化有很好的适应性。他的照片满是摩洛哥古城那浓烈的赭石与柔和的蓝、雪中波兰乡村的素色调，以及莫斯科城里旗帜和大幅宣传海报的鲜红色……对巴贝而言，色彩绝不是简单的表层元素，而是一种再创造的方式，用来表现所到之地及所见之人的本质。
布鲁诺•巴贝早期的照片经常表现人群，构图饱满，而今他的风格越来越简约，色彩与光影上的对比运用炉火纯青。他喜欢黎明和黄昏的氛围，对适用于结合人物与建筑的全景摄影情有独钟，这一点在他拍摄乌兹别克斯坦与摩洛哥清真寺的作品中表现尤为明显。近年来，通过运用数码摄影技术，他深入探索夜景拍摄，比如他的“街上的韩国女孩”系列。“我最想做的就是拍自己想拍的东西。现在我更喜欢极简构图和简约的元素。”巴贝如此说道。
布鲁诺•巴贝的时空之旅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作品具有准确性和真实性，同时又蕴含诗意，向我们讲述着这个世界的美丽和脆弱。
文/卡洛尔•纳伽（Carole Naggar）
本文收录于《布鲁诺·巴贝在路上》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