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们每一个都市人，其实都有精神寄托之所。这也是《冈仁波齐》这种电影存世的价值所在。它当然是关乎人类学/少数族群的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乎现代人的。《冈仁波齐》很“空”，如张杨所言，它要讲的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电影本身不能满足于纯粹的娱乐和取悦观众。电影是要发现自我，把自己发现的东西传达出去。”
“作为观众，也没必要因为经幡、玛尼堆和转经筒，就认为《冈仁波齐》是外来者的介入。实际上，无论《冈仁波齐》是否拍摄存在，朝圣与转山，它们时时刻刻在西藏的大地上发生着，如同时间流转之不可逆。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群人，以不为外人所动的方式在生活并信仰着，把围绕生存的物质物欲降到最低，把精神层面的信仰推崇到极致。哪怕《冈仁波齐》只讲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它就值得我们侧目。”
“《冈仁波齐》的独特就在于此——它的剧情沉住了心气，避免了沦为一场对信仰的猎奇。比起仪式感，《冈仁波齐》更关注的是日常感。你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就和人生一样。生老病死，明明是戏剧冲突浓烈的情节点，却全被导演云淡风轻地化解在了日常感中——这些生命的自然规律，在信仰的大智慧里，在全人类的历史中，确实也是一种日常。《冈仁波齐》从题材到创作心态，都是当下中国电影中的少数派。它的存在，既微小，又显眼——你仿佛看到，在狂飙突进的大军中，有人停了下来，顶住了大潮的冲击力，驻足回望。”
不知何时起，西藏成了众多艺术家、电影人所钟爱的一个“宝地”，从早期的吴作人，到后来的陈丹青、高波、何多苓，到近几年的陆川（电影《可可西里》）、杜家毅（电影《转山》），再到13年的张杨（电影《冈仁波齐》），大家好像从未停止过对于西藏和西藏文化的一种“向往”。在那蓝天、白云、雪山和草地之间，人似乎是更加真诚和更加纯粹，而在这种区域性纯粹的反衬下，我们愈发显得“麻木不仁”和“行尸走肉”。所以，每当要强调精神信仰的时候，西藏或者西藏文化便成为了一个“杀手锏”。
“你说，北京离拉萨有多远？”
“大概有3664公里吧。”
“那我们离信仰还有多久呢？”
“嗯，大概还要等70年。”
《冈仁波齐》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它由藏民尼玛扎堆送他叔叔杨培去拉萨和冈仁波齐峰朝圣展开叙事，讲述了一群普拉村村民在朝圣路上遭遇了种种的艰难困苦，最终顺利到达拉萨和冈仁波齐峰的故事，而在冈仁波齐峰的山脚下，心愿达成的杨培因年老体衰和旅途辛劳也在深夜的睡梦中离开了人世。
我不是一个做电影的人，甚至我看的电影也非常的少，《冈仁波齐》是我为数不多在电影院安静看完的电影，在这长达117分钟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藏族同胞们的生活状态真的像这个电影里描述的么？里面有几个情节让我对这个电影产生了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一、朝圣途中次仁曲珍傍晚腹痛产子的情节，这让感到非常的困惑，我在想这是导演刻意安排的么？在这样如此漫长而又艰辛的旅途中，一个临产的孕妇是多么的危险。次仁曲珍之所以加入到朝圣者的队伍里是因为她想为她未出生的儿子祈福，但如果说这个孩子因为朝圣旅途的艰辛而流产或夭折，那她原本的初衷就是一个笑话，这整个事件对于她个人来说就是一个灾难。二、小女孩扎西措姆在磕长头朝圣的时候说自己的头痛得厉害想休息，但她的母亲次仁曲珍却不让她休息，她说：“女孩子磕点头好，多磕点头就好了……”这就让我出奇的愤怒，这完全是一种未开化的愚昧和无知，我们现在生活在当今的21世纪，这应该是一个文明开化的时代，我们竟然用愚昧的信仰来治疗自己生理上疾病，难道导演是希望观者重新回到70多年前的“未开化时代”？这简直荒谬，如果说这就是导演所要反映的西藏地区的真实状态，那我觉得这部电影不拍也罢，因为这种所谓信仰的精神性是一种愚昧的思想控制，这完全是“农奴时代”的精神枷锁的残留！三、在冈仁波齐山脚，老迈的杨培终于受不了旅途的劳累，病了起来，但随行的人并没有将他的咳嗽和喘息认真对待，终于在一个清晨，尼玛扎堆发现杨培安静的“走了”。他说：“杨培在朝圣的路上去世了，这也算是一种福气……”这是什么逻辑？我没有在西藏生活过，可能我真的不了解西藏地区的民族风情，但我个人觉得无论怎样生命都是最崇高的，所有的信仰都是为了让生命（自己的或者他人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延续而存在，这和人类在原始时期产生的巫术是一样的，如果说要为了某种宗教信仰要付出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邪术。
无独有偶，昨日上海浦东机场一位80岁信佛的老人为了祈求飞行平安，将9枚硬币丢入飞机的发动机中。从性质上讲，这个事件和《冈仁波齐》电影里的朝圣是一致的，但在社会舆论中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是因为朝圣是尼玛扎堆他们自发的行为，并且不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危险的影响，而抛硬币的老人则是危害了整个飞机成员的生命？那我觉得那个刚出生的孩子也是一个生命，他的母亲没有权利打着“为他好”的名义而让他身处危险之中（朝圣旅途的艰辛对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导演到底是强调精神信仰，还是在强调精神信仰下的某种人性？抑或两者可以融洽的并存。这也是让我非常困惑的一个部分。小女孩扎西措姆在宿营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她问她的哥哥是不是想她了。在崇高的冷酷性的精神信仰面前，这无疑显露了一种温暖的柔性。在到达拉萨之后，年轻人仁青旺佳一人来到街边的理发店，边剪头发边和理发的小姑娘聊天，在不经意间传递出出一种青春期的躁动情绪。通过这些细节，我在猜测导演在表述一种纯粹性的信仰面前的人性？还是说世界是人性和信仰并存的？这很矛盾。
《冈仁波齐》的整个拍摄过程长达一年，在这枯燥而又漫长的时间里，这些朝圣者不断的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行走、扑倒在地、磕头，导演貌似将一种人类崇高的精神信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种信仰的映衬下，这些平凡的藏族同胞变得伟岸起来，让每一个观看者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一种崇敬，可这种所谓的崇敬是有意义的么？我们将这样一种非常危险的信仰行为来作为当今社会信仰缺失的一盏明灯，这是不是很愚蠢，我们没有正视我们当今社会问题的根本，却将一个远方的看似淳朴的信仰行为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这又是不是很可笑，对于我个人来讲，这更像是一种精神枷锁，它堵塞科学与文明在高原上的传播，如果这是一碗鸡汤，我个人认为它更像是在饮鸩止渴。如此多的人却在纷纷附和，这也从侧面映射出当下人们思想的一种狭隘性——我们总是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甚至这个方面在很多时候也只是表面，是我们想看到的一面。
所以，抛开这种所谓的冈仁波齐式信仰，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现实的本身，这些直接的问题并不会因为“诗”和“远方”而改变丝毫，而愈发麻痹自己，我们就会愈发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