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工业建筑物）在被建造的时候很少考虑到美学构造，主要是考虑它们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当它们的功能丧失或者人类不再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注定要被拆除……人们通常会认为如果没有早期（比如哥特时代）的一些古老建筑，欧洲就是一个贫穷的欧洲。所以，由于人们对古代建筑的重视，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哥特式建筑、罗马时代的建筑。然而，对于工业时代的建筑，却不尽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照片会给人们留下工业时代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将随着建筑物的拆除而消失。”
——贝恩德·贝歇&希拉·贝歇
2017年10月16日，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德国8：摄影的语言——杜塞尔多夫学院》展览接近了尾声，它是整个“德国8”系列展览的摄影作品部分。对于世界摄影艺术体系来说，德国摄影（尤其是杜塞多夫学院的摄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的展览让我们非常直接的观看了杜塞尔多夫摄影——参展的艺术家主要以贝歇夫妇和他们学生的作品为主（伯恩和希拉·贝歇，安德里亚斯·古斯基，坎迪达·赫费尔，安德里亚斯·穆埃，托马斯·鲁夫，卡塔琳娜·西维尔丁，托马斯·施特鲁特），并以此为点，也让我们对德国当代图像艺术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昨天，曾经在德国卡塞尔学院学习摄影的艺术工作者唐晶在民生现代美术馆1楼的会议厅举办了名为“贝歇流派与德国当代摄影”的讲座，他精彩的表演让所有的在场听众都“激动不已”。
杜塞尔多夫学院，我没有去过，所以了解不深，作为一名摄影学院的学生，最开始接触它也是因为“杜塞尔多夫学派”和博伊斯。虽然我们一直都在表述“杜塞尔多夫学派”，但我们对于这个名词却没有真正的定义过——或者说我们无法用一种具体的文字来定义这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流派”——我们习惯性的将以贝歇夫妇和他们的学生那种消解画面直接情绪的、思考影像背后意义的影像创作风格称之为“杜塞尔多夫学派”。
讲座一开始就做了一个关于“杜塞尔多夫学派”和“贝歇学派”的区分——相较于“杜塞尔多夫学派”，“贝歇学派”范围更狭小一些，它仅仅是指贝歇夫妇和贝歇夫妇教过的学生。这个种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以往我总觉得这两者所指的内容是差不多的。为此，我特意询问了在德国留学的朋友，他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这种学派的说法，这已经是过去式了，至于两者是否有区别，他也无法做出具体的判断。虽然我无法验证唐晶所说的两者的区别，但有一点让我感触很深——这种学派的说法已经是很老的过去式了，就像今年托马斯·鲁夫来北京做讲座时说的：“我明年就60岁了，我可能不再变化我的‘观念’了……”我们的当代影像艺术起步于20世纪的90年代，比起国外要晚了20多年的时间——并且我们的摄影文化是跳跃性的发展，它并没有像国外那样有着连续性的、递进式的发展脉络——当我们认为托马斯·鲁夫、安德烈·古斯基、荒木经惟等人是很当代的艺术家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他们已经50多，60多了——当然我不是说艺术跟年龄有关系，我只是想说，我们在今天将他们20多年，甚至30多年前的成名作品来当做自己当代影像艺术启蒙的时候，它们却已经是过去式了。
贝恩德·贝歇&希拉·贝歇
贝恩德·贝歇最开始是一名画家，他的早期作品便体现了他对所见到的事物精确描绘的兴趣，特别是他对于细节如研究般精准地刻画，在后期的摄影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1958 年，他首次尝试了用 6×6cm 福来禄来相机，从几种不同视角，拍摄多种工业对象，其中包括位于海格尔的康斯坦泽矿井。这些照片便成为了贝歇夫妇最著名的“类型学”摄影的早期实践——消失中的工业建筑令贝恩德起了强烈的用影像存留下它们的念头。希拉·贝歇则是一名摄影师，1951 年，她在波茨坦的一家摄影工作室接受了三年的学徒培训，在这里她接受了传统的摄影教育——焦点清晰、手法简单，结构精准……这些专业的摄影技术则为他们后来“类型学”摄影提供了技术支持。
1958年，他们一同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导师是一名图形学教授（名字我没有找到）。
“杜塞尔多夫学派”的背景
二战后，经过短暂的恢复，德国经济迅速走上正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7.9%和4.6%，就业充分，出口旺盛，物价平稳，外界称其创造了“经济奇迹”，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但自1966——1967年遭遇了战后首次经济危机开始，德国经济实际上告别了此前单边高速增长和近乎充分就业的阶段。从1960年代开始，面对日益恶化的现实，德国的老工业区开始尝试产业结构转型——传统工业开始逐渐被时代所淘汰，旧的工业建筑也被逐渐所摧毁，这让贝歇夫妇意识到记录即将消亡的工业建筑的必要性，于是他们开始拍摄高炉、水塔、煤气罐、工厂、仓库、冷却塔、石灰窑等众多传统的工业建筑，它们是工业时代文明的见证者。
20世纪60年代，激流派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回到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他的实验性和观念性的艺术理论对当时杜塞尔多夫学院的很多学生（里希特、基佛、贝歇夫妇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反思二战对于整个德国的创伤，探讨艺术的边界和范围，强调个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他们认为真正的艺术是观念的集合，是主观思想情感的表达，它已经超越了材料和形式的限制。
极简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极简主义艺术家们将物体的‘本真’呈现给观众，努力去除作者通过作品带给观众的压迫感，他们也强调作品的简单化，并且尽可能消除艺术家的主观性，提倡让观者参与到作品的建构中来。极简主义影响着艺术界的各个领域，如绘画、雕塑、建筑等。代表人物有康纳德·贾德、埃尔斯沃斯·凯利、艾格尼丝·马丁等人。贝歇夫妇对作品进行了简单化和客观化的处理，并采用矩阵排列的形式将主体相同的工业建筑物并列在一起，呈现出工业景观高度相似性下的差异性，从而让人们能够直观的认识到工业景观的多样性。他们的这种理念符合了极简主义的创作要求，得到极简主义艺术家们的认同。”
“影像类型学”的形成
“影像类型学”是“杜塞尔多夫学派”的开端，也是其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类型学”最早被应用于考古学领域——“人类的各种‘物’的发展过程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即每种‘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谱系，一旦这一谱系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的确切年代（考古学上称之为绝对年代）得到确认，则谱系中其他‘物’相应的早晚关系（考古学上称之为相对年代）亦可确定。”
从摄影史的脉络中讲，贝歇夫妇所“创造”的“影像类型学”可以追溯到德国的新客观主义——1898年卡尔·布劳斯·菲尔德开始在柏林的皇家艺术学会和手工艺博物馆（Royal Arts & Crafts Museum）教书，在教学过程中卡尔·布劳斯菲尔德经常会用到一些植物作为教学范例，但是由于这些植物在学校的人造环境中（尤其是德国寒冷的冬天）很难存活，于是他就想利用摄影的方法来记录和保存这些植物的影像，他用自己特制的相机非常仔细和严谨的直接摄影的形式拍摄下了植物的外观形态——“我（拍摄）的花朵应当对人们修复与自然的关系有所裨益。它们应该重新唤醒了自然的意义，并展现出自己丰富万千的形态，提醒那些观看它们的人——人应该为了自己，俯下身来，细细观察自己身边的植物世界。”
除去卡尔·布劳斯菲尔德的“植物标本照片”，奥古斯特·桑德的“20世纪的人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桑德用一种标准自然光的正面肖像将被摄对象人为的划分为七大类：农民、熟练的手工艺人、女人、各类职业者、艺术家、都市人和社会边缘人——这是摄影史第一次取消身份地位的差别，以职业分类的方式对人进行拍摄和编辑，形成了一系列档案式的影像作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艺术家在心理上普遍感到不安，他们不满足于德国只是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他们希望在更古老的日耳曼民族中去寻找自己的根。一部分人则已经不满足德国现代艺术一味追随别人，他们认为徳国艺术应该与国外的流行艺术具有不同的精神气质，这种强烈的民族要求对德国的现代艺术以及当代艺术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作为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学生，贝歇夫妇同样也深受其影响。
在诸多综合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贝歇夫妇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系统的拍摄工业文明时代遗留的众多建筑物——1971 年，贝歇夫妇曾写道：“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证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形式是技术的形式，虽然它们并非为了形式而产生。正如中世纪思想显露于哥特式教堂中一样，我们这个时代就体现于工业建筑和技术装置上。”
他们的第一本书《无名雕塑：工业建筑的类型》由七个章节组成：“石灰窑”、“冷却塔”、“鼓风炉”、“提升塔”、“水塔”、“储气罐”和“地窖”。他们沿袭了布劳斯菲尔德和桑德以来的影像形式，在冬季阴天的天气里，用大画幅技术相机小光圈对准建筑物的正面进行拍摄，他们剔除掉了过多的人的情绪，尽可能的显现摄影本体的语言——“我们希望回到摄影最原始的功能中去，因为它是如此宝贵的一种描绘现实的方式。甚至是上天带来的礼物。”在一次采访中，希拉·贝歇这样表达她对于摄影的看法。被问及“摄影是‘艺术’吗？”她答道：“一张图片就是一张图片，无论它是怎样制作出来的，用什么材料制作的，或是在什么上面制作的。决定这一作品是不是一件‘艺术品’的，是观看者，尽可能多的观看者，在尽可能长的时间。”
对于照片的编排，他们也桑德那样采取19世纪应用于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百科全书的方式，对正在拍摄的建筑物进行明确的分类，从而让它们分属不同的种类、亚种类。这种分类法是一种古老的方法。稍后，这种方法又在概念艺术中得到合理的充分应用。
贝歇夫妇摄影作品中建筑景观，强调“呈现事物本身面貌”远远大于通过影像进行反思，这就像是一种极端现象——当你越是剔除影像之外的因素的时候，人们却越会思考这些画面之外的观念。所以他们的作品首先是展示景观本身，而这些景观又是以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消费社会”为前提，在文化和历史的脉络中，它们展现了贝歇夫妇对于身份、文化以及历史的深刻思考。
1963年，他们举办了第一次展览。2004年，贝歇夫妇获得了由哈苏基金颁发的年度大奖（Hasselblad Award）。在哈苏基金颁奖的评语里如此写到：“贝歇尔夫妇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在过去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致力于拍摄和记录工业时代的遗迹和痕迹。他们自成系统的摄影作品是实用建筑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从他们的作品的形式来说，他们既是摄影家也是观念艺术家。作为‘贝歇尔学派（Becher School）’的创始人，夫妻二人通过特有的方式影响了一代纪实摄影师和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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