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媚，女，原《现代摄影》、《焦点》杂志主编，摄影活动家、策展人。”——这是百度百科对于李媚老师的简介。作为自己大学时代的老师，我对于她的认知远远超出了这简单的22个字，她对摄影的热忱与严谨给当时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我更加体会到了那代摄影人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他们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是如此深刻，个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生成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他们是有理想、有责任的一代人。
采访李媚，《现代摄影》杂志便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点——虽然除了《现代摄影》杂志之外，李媚还为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做出了许许多多的重要贡献——所以，一切依旧从《现代摄影》杂志谈起。
1984年，《现代摄影》在深圳创刊，它的灵魂人物便是李媚，她重新梳理定义了《现代摄影》杂志的报道内容，让其真正站在了中国摄影文化的最前沿，成为当时人们了解国外摄影状态的有效途径。如果说，“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起点，那么《现代摄影》杂志则可以被看为中国当代摄影文化的启蒙——在20世纪80、90年代，《现代摄影》见证了无数中国新生代摄影人的梦想，上海的顾铮、陕西的侯登科、河南的于德水、北京的吕楠、东北的林永惠……这些如今在摄影圈内耳熟能详的名字，当初都是曾经聚集在《现代摄影》旗下的新锐。除此之外，《现代摄影》杂志还翻译了大量的国外摄影理论和作品——如马克·吕布（Marc Riboud）、杜安·麦可斯（Duane Michals）、何奈·布里（Rene Burri）……都是通过《现代摄影》杂志进入中国摄影师们的视野。其实，除了杂志主编的身份外，李媚还有摄影策展人、摄影评论者、大学客座教授等身份，无论是哪种身份，她都尽心尽力的做到最好，为中国摄影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对谈李媚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摄影文化的状态是怎样的？
李媚：那时候很糟糕，中国摄影应该说是一个极其封闭、落后的一个状态。实际上，当时主要是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来领导中国摄影的发展，民间的摄影则就是“四月影会”等几个团体存在，但是它们毕竟还是只在北京这个区域内（影响的范围有限），而且他们没有有效的媒体宣传，虽然“四月影会”的展览也到各地去巡展，但毕竟它们也只是做了三届。
创办《现代摄影》杂志的最初目的是什么？
李媚：《现代摄影》杂志是由深圳摄影家协会创办。当时苗小康是深圳摄影家学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当时是他提议办一本摄影杂志，当时深圳摄影家协会刚成立，所以杂志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要办一本倾向于沙龙摄影的杂志，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宗旨和目标。只是觉得要显示一定的活力。在《现代摄影》杂志第一期稿子基本成型的时候，我就来了。我是当时唯一一个参与过杂志工作的人——我在《大众摄影》杂志工作过几天，所以我知道如何画版，如何制定页码……我于是就做了一些调整，写了一些编者按之类的文字……当时真的是在摸摸着石头过河。
从第三期以后，我们就已经决定：我们要摒弃“沙龙摄影”的趣味和倾向，开始从现代艺术里面去寻找资源。其实当时传播现代摄影文化的杂志几乎没有，例如所以阮义忠写的那些文章最早也是由《现代摄影》杂志转载的，因为那时候深圳有个博雅公司，可以进口国外的图书，于是就引进了包括当时台湾《雄狮美术》杂志在内的一些书刊。阮义忠写那些文章，就是受当时《雄狮美术》杂志编辑的邀请，每一期在《雄狮美术》杂志上介绍一个摄影家，我们就把《雄狮美术》杂志上的相关文章转载了过来。
此外，香港有许多国外留学回来摄影师也帮助我们介绍了许多在香港举办的国际性的摄影展览。
《现代摄影》杂志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媚：为什么大家觉得《现代摄影》杂志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再看不觉得怎么好），因为它有一种真诚、亲和的姿态，它很民间，完全没有官方的那种趣味——这个杂志从一开始就跟政治脱离了，虽然我们还不一定就真是马上回到摄影本身，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相接近了，在《现代摄影》第一期创刊号的青年天地栏目上，我这样写道：这是年轻人的土地，没有权威的位置……这样大家看了就很亲近，而且心态也放松了一些。另外，我觉得：《现代摄影》在当时的中国是起到了一个启蒙的作用，有的人就说《现代摄影》杂志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摄影人。
《现代摄影》杂志日常运作是怎样的呢？在1993年为什么会停刊，转为后来的《焦点》杂志？
李媚：当时深圳还是有一些地区优势的，比如：深圳有进口器材的优势，印刷方面也有优势……我们就在中间做代理商，帮他们做些设计的，赚些差价（我家老范就是主持这些工作的），此外，我们自己还开设了影楼——肖全当时是我们影楼的摄影师，所以那时候通过这些“工作”还是可以赚些钱，我们就是靠这些钱来补贴到杂志上来。杂志一直都是亏损的状态——每年都在亏，但好在我们一年只出四期，所以还赔得起（笑）。
后来为什么改刊，则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理想。中国总是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大家到了一定时期都会想如何发展，但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坚守才是硬道理。当时《现代摄影》杂志做得还算可以，所以大家都很乐观；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我们骨子里始终有一种社会担当的责任，对于社会道义，我们的心里面看得特别重，它是一种文人情怀，就觉得在中国必须得补上这一部分。图像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太弱了，但实际上，图像对社会的影响力应该是强的。也许是有一点理想主义吧？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LIFE，那是我们的样本，当时是受精神的感召，LIFE杂志精神的感召，就特别想办一本中国的“LIFE”，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下，刚好刘香成当时又说可以带着资金想到中国来投资媒体行业——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所以在这种乐观之下，我们就把《现代摄影》杂志改成《焦点》杂志了。
上周，您去深圳参与处理“侯登科摄影奖”的相关事务，您为什么如此重视“侯登科摄影奖”呢？
李媚：因为我是受委托人，在侯登科去世之前，他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委托给了我和于德水，所以我们其实是接受了一份遗嘱的。他给我们的时间是12年，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12年这个期限，也许他觉得我们也有老的一天。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能在这12年之内可以做到：第一，把他的作品找到一个安放之处，他留下了4万多张底片和很多的原作照片，还有很多他的文献；第二，遵从他的遗愿，建立一个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以资助像他那样拍照片的人。所以，我们觉得，既然答应他，我们就要努力将这些事儿兑现。
评选“侯登科摄影奖”的标准是什么？您希望将它定义为一个怎样的摄影奖？
李媚：关于具体标准，在参赛说明上都有。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既然是纪实摄影奖，那我们的宗旨肯定就是关注社会，关注中国当代社会的生活，这点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就是，这是一个项目奖项，它不是对一个有成就的摄影师的褒奖，项目奖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作品。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作品，你所花费时间的长度就很重要，它需要有截止点，一年或者两年？实际上，我觉得至少需要一年以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它能成为一个那种跨领域的奖项，就是真正的把我们所理解的纯粹的纪实摄影往前推进一步，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项目，比如说：探讨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然后一个接一个的按部就班的探讨下去。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一类的研究，是真正跨学科的研究。这就像是在做一个理论，做一个体系。
近些年，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摄影奖，奖金的金额也越来越高，但是对于摄影文化的实际意义却越来越小，您有什么看法？
李媚：我举个例子，在《现代摄影》工作的时候，我在香港的长江大厦碰到了一位做了几十本杂志的老板，他是一位很精明的商人，他的目的也是清楚——他就是一位媒体商人。作为一位很成功的媒体商人，他会为他的客户去定制杂志，比如说，客户需要一个什么，他就会去根据这些需求去创办一个新杂志。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论他创办什么杂志，都会坚守一个核心——在做杂志的时候，他是不会将杂志的水准丢掉，他要有一个底线原则。
在影像与网络相交融的当下，摄影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和传统意义上的摄影已经完全不同——甚至，杨莉莉老师还提出了一个“社交摄影”的词汇，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李媚：我其实觉得变化之一就是大家开始抛弃“经典摄影”，然后更多的在强调摄影的实用性，比如说，我需要，我就这样地来运用它。在“经典摄影”的时候，它是有很多门槛的，这种门槛就给很多人设置了障碍。但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门槛都瓦解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它是不是意味着“经典”就消失呢？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子，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多元化的，经典的意义是永远都在的，只是我们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后，以前被“经典”拦在外面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现在需要解放一下自己，每个人都“当家作主”，然后我们到这里来逛一圈。实际上，在拍多了以后，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追求，比如，一个完全不懂摄影的人开始用手机拍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会希望自己的照片可以拍得更好一点——这个好就是一种标准，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我觉得现在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我们“侯登科摄影奖”特别强调跨学科的意义，特别需要大家能够从摄影的局限里跳出来，我觉得现在的媒介已经太方便了，那么反过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应该是观点，你对某一件事情的观点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倡导，让很多人去动脑子思考我们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有比较有价值的，比较深刻的或者真诚态度的影像作品，然后，它们就会迅速地传播开来。
一个老套的问题，中国许多的高校设立摄影专业或者课程已经有一定时间了，但是许多的摄影爱好者现在仍然停滞在“沙龙摄影”的审美阶段，您是一名极力推动摄影文化发展的前辈，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李媚：我觉得是摄影教育的问题，是学校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别看现在有这么多摄影高校，但是中国的摄影教育一直都存在这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这事儿好像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您觉得摄影教育最好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李媚：这个问题我可能很难回答，因为我是做教育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一些成熟的教育体系学习，例如国外某些优秀的摄影学院，他们已经办了那么多年了，他们的教育体系很成熟。此外，更关键的是思想教育体系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比较失败，例如应试教育就是一个约束人的体系，完全就是一个实用主义下的产物，完全不能开放大家的头脑。很多学生考上艺术学院，都只是一种升学的策略，而不是对艺术本身的热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合理地解决，我们的教育就会有一些改变。此外，我们还应该建立学校之间互相交流的制度，真正地促进学生之间的互访、交流成，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