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说：政府在搬迁来台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的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曾经拥有8亿多美元、680多万两黄金的中央银行，只剩5000两黄金、30万银元等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来接管。有位老先生很执着, 为解一个谜查找上海档案：为什么从旧黄浦滩路23号的中国银行里，运出24号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 1946年蒋介石偕宋美龄访问台湾，于27日在台北发表感想：以台湾教育的普及，社会基础的健全，三五年之后，必可成为中国之模范省。以台湾为未来国民党政府之“复兴基地”、逃亡之“避风港”，或正如他自己日记里所说：缩小范围……另起炉灶。 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及银圆,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沿着螺旋梯向下走去豁然开朗，玻璃门上写着远东第一大库，始建于一九三七年。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应该是在同一层附近，就像旧时修机场部分作军用，另一部分作民用。中国银行和日本正金银行之间，只有一条小巷子，那晚挑夫应该是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的小路，今滇池路走向江边的。现在有武警在外站岗，无法进去一探究竟。 1948年12月1日午夜外滩戒严，一箱箱黄金从外滩九江路中央银行库房里取出，搬到停泊在外滩金利源码头的海关巡舰海星号上，海军总部并派美朋舰随行护卫。这第一批运到台北库房内妥密存储的黄金，用桶装和箱装合计774件，共计纯金2004459.506市两。 这笔巨额黄金是谁决定运走以及如何运走、何日运走、具体数额多少，过去都是传说，新中国建立后，有的部门还以为黄金就在沉没的太平轮上，准备用现代化手段去打捞。现在中央银行的档案上，可以确切无误地说明运走黄金事件的始末。 1948年蒋介石政权军事败局已定，准备逃到台湾的内心已经暴露。蒋介石在金融上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集中权力、唯我独尊。凡是金融上的重大决策，都是先决定采取行动，然后交孔、宋、陈或其他亲信去办。 大规模运金到台，找当时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去执行。俞鸿钧在致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关于职行库存金银，前奉钧座面谕即密运台、穗等地分存……今已妥运台北黄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 面谕，是蒋介石当面布置的任务，除了面谕外，还有文字密令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行……重要档案及金银现款，应即分运广东、福建与台湾省切实保存为要”。12月1日把首批黄金200万市两运到台北中央银行收存，12月5日中央银行驻台代表沈祖同来电致副总裁刘攻芸：“昨夜十一时起在基隆卸货，今晨四时半完毕，箱数照单点收无讹，桶箱均尚完整。谨电密闻，乞代呈并密抄送发行局。” 中央银行发行业务报告说，业务局库存黄金即达238.95万盎司。首批运台黄金，主要是金圆券发行时政府强迫人民缴兑给中央银行的166.3万两黄金，后来他的儿子也是当时督促中央银行运走金银的得力助手， 蒋介石要中央银行抢运金银至台湾、广州的第一批， 1948年12月9日，第二批装运1000万银元也是晚间戒严，由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运至十六铺金利源码头，沿途加强警卫，中央银行的汽车、搬运员凭特别通行证通行。 1949年1月2日，第三批于清晨仍由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计装运黄金151箱，合纯金572899市两，随后又运至台北集中；银币1000箱，合400万银元。 1949年1月11日，第四批装运银币5000箱，计值2000万银元运至厦门中央银行。以上4批合计运走257万余市两黄金和3400万银元，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5月15日手令中央银行“除暂留黄金五千两、银元三十万元外，其余即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5月17日提走黄金19.2万余两，银元146.9万余元。 作者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黄金运台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吴在父亲逝世多年后，无意间发现其留下的绝密军费日志，开始了十余年探寻真相的历程，其间他发现了惊人的秘中密——蒋介石隐藏的军费黄金，深锁在厦门城外风光秀丽的鼓浪屿上的一个地下金库里，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与兰州的作战。 深获蒋介石信任、负责经手管理这秘密黄金的人，不是黄埔的嫡系，而是一位有抱负、有操守的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生吴嵩庆，当时担任中将财务署署长，管理军费。作者让证据说话，把1949年上海国库黄金分四批，运台湾事件的来龙去脉首次忠实完整地还原在读者眼前。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