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造好这座善堂就是最好的纪念塔----陆伯鸿 如果说土山湾的育婴无法一睹旧痕的话，那么普育西路105号的普育堂,延续至八十年代还有民政局的孤儿收治。 国货路之前名新普育堂路,南市区现在仍有普育东路和普育西路。我爸以前的三九道具公司的注册地，就在那里的福利院。 1911年，普育堂的经费来源中断，新政府将普育堂与原果育堂合并后改称新普育堂。陆伯鸿为堂主，迁南门外原同仁辅元堂义地建造新堂址。第二年，陆先生利用当时上海城刚拆掉的1553年的城墙砖，建造了新普育堂首批五排大楼房。 新楼的传奇之处在于善堂兴建之时，正值李平书主持的拓路拆墙。陆老前辈在闻讯市议会决定拆除老城墙后，将拆下的老城砖收拢起来用以修筑楼舍。 陆伯鸿说过这么一段话：老城墙不能拆了以后一点不留遗迹，我们应当建一座纪念塔。 1913年竣工使用。耗资约12万两建有楼房13幢。东西两侧是今普育东路和普育西路，南侧的路俗称煤屑路，后又称新普育堂路。 1927年《申报》称若有贫苦人家生有婴孩无力养活或者遇有道路遗弃之婴孩，近处送来者给予车资六角，远处送来者给予车资一元。留养之孤苦成年病人，病愈后则离堂自食其力。 如同土山湾一样，新普育堂还设有小学和工艺专门学校。规定收留的男女贫儿必须进该堂的小学中读书，读书期间教授一门或几门工艺课，学生工艺作品(如刺绣、雕刻品、印刷品等)或直接进入市场销售，或举行义卖。 男女贫儿在堂中小学毕业后，视其体质和能力学习工艺，体质强壮者一律作劳力之工，体质瘦弱或残废的视情况从事图画、雕刻、小木、大木、水作、漆器、藤器、竹器、缝纫、染织、皮鞋、刺绣、草绳、草履、种植等工作。 工艺课达到一定水平的学生再进入工艺专科学校。被收容的幼童既能学到一定的文化知识，更可学到一门或几门足以谋生的工艺，同时工艺品也的收入可弥补善堂的经济开支。 新普育堂规定，男贫儿年龄达到20岁以上，并习成技艺足以养家的，准其出外婚娶；女贫儿达到适龄时由堂择配。 行政司法部门送堂留养的妇女，如果经六个月无人认领，本人自愿择配而又有人愿娶的，由堂函至官厅核准施行。堂中留养儿童准人收养，但领养人必须经过调查，确属妥当的方准给领，领取后不得虐待。如果经堂内庶务员调查有虐待情况的，则立即收回小孩。 凡在堂内留养的人死亡后，若无家属或家属无力安葬，则由慈善团棺殓入葬。 新普育堂有体上帝之好生之德之意,留养之人死亡后大都会经受洗礼。 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是一次提倡国货的展览，借新普育堂场地举行。政府出资拓宽、重修原煤屑路，筑成后命名为国货路。11月展览会正式开幕，蒋等军政要人出席开幕式。 1931年新普育堂设置临时残废医院救护伤兵。 中国自古就有安民立政之说，宋代开始使用民政概念。五十年代民政局正式接管新普育堂，更名为上海市育儿院。 1964年改名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沿用至2001年搬迁。 今天旧址上新建了上海民政博物馆，标志性建筑老门楼还在。 PS:《普育堂》 同治年间应宝时首创。 有意识地追求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利。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绅商阶层进一步壮大为慈善事业，声望素孚的绅商联合起来广集资财，给药助丧施粥办赈。 普育堂取魏文帝《车渠赋》惟二仪之普育，何万物之殊形之义，取名普育堂。堂址设在上海城内陶沙场(今文庙附近)，堂内分为老男所、女妇所、男残废所、女残废所、养病所、抚教所、贴婴所七部分，并设书塾及医药两局。 养病所房屋两进，一住重病一住轻病。医生有内、外科各2人。堂内留养名额为300名。至清朝末年，普育堂的资金积累日益增加，救济对象和范围继续扩大。 清末,上海旧城大南门外有普育堂,收养残疾贫病男女,俗名叫化病院。普育堂在西城之半段泾，堂基七亩五分七厘九毫，系茶商李振玉等公捐。是堂创建於前上海巡道应敏斋公，堂中分立七所，举行收养老男、老妇、男残废、女残废，及养病、抚教、贴婴等种种善事。 宗旨： 参照旧普育堂办法，专收茕民无告之老幼男女，疾病残废疯癫等人，供给其衣食住宿医药，不分宗教一体收养；拯贫穷乏氓，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之世复乎尚矣。 定额： 老男及男残废养病三所，每所六十名；老妇及女残废二所，每所二十名；抚教八十名，共额三百名，俱在堂内。堂外则保产、贴婴为一所，每年额一百名，每婴贴费三年，层递而下，额亦三百名。常年经费由关库月给钱五百串，淞沪厘局月给钱三百串，余则由善士捐助。 今堂中兼留养因案发堂之各妇女，以是经费亦钜焉。 创办于清代中叶的上海另一慈善团体名曰果育堂。民国时期慈善机构之多居全国之首，最多时达100多个。留养类慈善团体主要有： 南市新普育堂和普益习艺所、 闸北惠儿院、 江湾妇孺救济会和法租界济良所。 规模最大、留养人数最多的是新普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