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杨绛《一百岁感言》 上海近现代建筑史从90年代开始，除了基本保留了上海的门面，外滩这一最后的红线之外，基本无从谈起。 宛平南路徐家汇花园地块，早些年还有绞圈房存在。斜土路王家堂也是拆光后回搬，老人们能口述历史回忆过去的人所剩无几。王家堂有过献堂会，有过经言小学。杨绛女士以前在王家堂耶稣会所办的启明女校读过书。 杨先生在丈夫钱钟书去世前，光芒都被电影围城里的那句名言所覆盖,基本上无人知道她的名字： 城外的人想到城里去，城内的人想到城外去。 說到起启明女校，就不得不提圣母院的經言小学。道理是两校同属耶穌會创办之女校，最終合二為一。 1904年，馬兰白嬤嬤為扩大教会影响，在毗邻崇德女校靠天钥侨路一侧，另办一所女校，名“啟明女校”专招教外女生。 啟明辦學宗旨：以普通及高深之學問，教授一般青年女子，養成優美德性，以植家庭賢淑女子之基礎. 清同治六年，天主教耶稣会苏司铎创办的小学,从青浦县横塘迁至徐家汇王家堂，有学生五六十人。学校招收教中女子寄宿生，开启了中国女子学校之先河。 初创时注重中西文化的嫁接与融合。采用双语制教学除经言、教义外还有四书、书法、医药、手工（中西裁缝、刺绣、扎花）、算术、历史、地理、博物、体育、音乐，高年级选修西文（以法文为主）、钢琴、图画等。 1867年特聘法国拯亡会修女于当年12月来上海。两位修女抵达王家堂寓所后在中国修女教导下学习汉语，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后，便开始教学。 学生渐渐增加，经言小学已经是人多地小。于是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院对面，购买了一块宽广的良地建设新的校舍。清同治八年新校举行奠基典礼，开始建设南北校舍、宿舍及拯亡会修女住院名为“圣母院”。 两个月后新屋落成便由王家堂乔迁至圣母院，此时学生已达百人。学校将四书及书法等作为主要课程，其间还设有医学一科，同时注重手工教学，分为西式裁缝、中国裁缝、刺绣和扎花四组。 光绪二十四年，李问渔司铎为学校题名“崇德女校”，取为德行前进的意思。 1911年依教育部所颁学制改为初级小学、高等小学、中学，每届毕业生均颁发文凭。杨絳先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我在啟明上學》，记載了她在启明女校度过的少女时光。 1920年八岁半的杨絳对启明向往已久，早就想离开大王庙小学。一到启明，杨絳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 “覺得這學校好神氣呀，心裏不斷地向大王廟小學裏的女伴們賣弄：“我們的一間‘英文課堂’（習外語學生的自修室）比整個大王廟小學還大！我們教室前的長走廊好長啊，從東頭到西頭要經過十幾間教室呢！長廊是花瓷磚鋪成的。長廊下麵是個大花園。教室後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樹，有草地，環抱著這片空地，還有一條很寬的長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場’（也稱‘大操場’，因為很大）。空地上還有秋千架，還有蹺蹺板……我們白天在樓下上課，晚上在樓上睡覺，二層樓上還有三層……” 吃住学全在校內，真切体验到了她父亲說过的“管束嚴”： 每次吃完早飯、午飯、點心、晚飯之後，學生不准留在課堂裏，都得在教室樓前或樓後各處遊玩散步，這叫“散心”。吃飯不准說話；如逢節日，吃飯時准許說話，叫做“散心吃飯”。孩子不乖叫做“沒志氣”，淘氣的小孩稱“小鬼”或“小魔鬼”。自修時要上廁所，先得“問准許”。自修室的教臺上有姆姆監守。“問准許”就是向監守的姆姆說一聲“小間去”或“去一去”，姆姆點頭，我們才許出去。 1923年学生激增，校舍宿舍不敷应用。于是拆除旧校舍，建三层大楼,底层充作教室二楼图书馆、病房，三楼充作师生宿舍。 1924年北校舍竣工，底层为教室、自修室，二楼有音乐室、习琴室，三楼为宿舍。改建后学校可容纳400名以上的寄宿生，招生也开始面向全国各省。 1927年依教育部新章改小学为六年制，中学为三年制。 女校前后曾有十几位嬤嬤主持校政。女校在当年是所貴族女校，上海滩的达貴闻人都愿送自家女孩前来读书。 大亨张嘯林之女张佩俊和张佩杰姐妹倆； 犹太地产大王哈同义孙女罗舜华； 五金巨富叶澄衷子女叶莲珍； 正广和汽水公司老板之女徐瑞珠； 霞飞路万兴食品公司老板（现上海第二食品商店）的女儿吳佩廷等都曾就读于于明女校。 1934年办理了立案手续。因上海另有一所崇德女子学校（今七一中学前身），遂更名为上海市私立徐汇女子中学。学校仍设小学部，藉以纪念明代大学士徐光启。 1947年教学内容逐渐由以法文为主改为以英文为主。学生生活、学习均受姆姆的监视。大主教惠济良提出“徐汇女子中学以教理列为第一主要科目，这是它应有的地位”并制定了严厉的校规，为上海各教会学校所罕见。 1949年上海解放，軍管會宣佈學校與教會分離。 1951年兩位嬤嬤校長提出辭職。 1952年市教育局局長杭葦到校宣佈正式接管，二校合併更名為匯明女子中學。 1953年更名為上海市第四女子中學。 1967年起學校兼收男女生。次年，改名上海市第四中學至今。 2011年淮海中学并入上海市第四中学。 PS：杨绛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站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从未后悔娶她”。 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钟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 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此间省略若干）我说 “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 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 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 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我是一个老人，尽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一个落队者，我没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现在的年轻人，男女结合的最最重要的是感情，是双方互相理解的程 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和吸引，才能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才能两情相悦，门当户对以及其它，并不重要。 在大的时代里，个人正如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的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巨大的讽刺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名言：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我们仨》 假如说，人事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洗澡》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将饮茶》 杨绛本名杨季康，钱钟书夫人。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并与钱锺书结识。 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与丈夫钱锺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 杨绛与钱钟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 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1938年，随钱锺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母校向明前身)、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 1943年-1944年，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 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累计之2014年已发行70多万册。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 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 96岁出版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 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