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太近了【专访大卫·伯耐特】（上）

小编语：

体育评论员杨毅曾说：“在奥运会上，中外记者最直观的差距就是年龄和阅历。外国记者基本中老年，白发是主流；中国真正采访干活的记者，基本都是小年轻。”

在接受采访时，大卫·伯耐特刚刚参加完2016年里约奥运会。1946年生于美国盐湖城的他，算起来已是古稀之年。然而在采访时，大卫一身运动装加牛仔裤，思维清晰、谈吐幽默，热情而精力充沛。

大卫·伯耐特16岁开始在媒体发表摄影作品，之后几十年间走遍世界各地，报道过阿波罗十一号登月、越南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推到柏林墙等国际事件，获得过1973年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颁发的“罗伯特·卡帕金奖”、1979年荷赛年度最佳新闻照片等奖项。最近几年，他与自己心爱的Speed Graphic大画幅相机频频现身奥运会赛场，被媒体称为“用大画幅相机拍摄奥运会的奇葩摄影师”。

2016年9月，“失重的人”大卫·伯耐特摄影展在北京映画廊开幕。开幕式上，展览策展人罗伯特·普雷基这样介绍与自己认识43年的好朋友：“大卫不是一个体育摄影师，但他是我认识的拍体育最好的摄影师。”小编深深认同这一点。大卫将各种各样的相机对准这片给予他几十年快乐的体育场，将运动的美感、诗意与精神持续地、毫无阻碍地传达给观者。他对摄影的热情值得我们每一个观者的尊敬。

PS：由于内容丰富，为方便阅读，特将此次访谈分为上下两部分。下期专访请点这里：没有摄影师的存在，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事件发生【专访大卫·伯耐特】（下）

男子撑杆跳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996年4月

您这次的展览作品是全部使用大画幅相机拍摄的吗？

不是，35毫米相机、中画幅、大画幅都有。2000年之前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用35毫米相机拍的；2000年之后，很多是用数码相机拍的，其间还穿插使用中画幅拍摄了近十年，还有很大一部分照片是用4×5大画幅相机拍的。

这些照片是基于什么原则选择出来的？

主要有两点。

第一，我想要展现作为摄影师站在体育场中时看到的内容、感受到的气氛。基于这种原则，这些照片大部分视角更广，保留了大部分环境，使观者更有现场感。

第二，我关注运动员的力量、强度和柔韧感。实际上，看照片和看电视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而绝大多数人只在电视上看过运动员，却很少看照片。在照片中，我希望让运动员通过自身形象来讲故事，让观者直接与他们对话，直接体会他们的感受。

女子三级跳远，中国北京，2008年8月

古典式摔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1984年8月

女子3米板跳水，英国伦敦，2012年8月

正如您所说，您常常舍弃长焦镜头和特写画面，而是选择中焦甚至广角镜头以获得更多的画面，这些一同框取下来的环境与背景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希望和观者分享我那个时刻的感受，它不仅仅是关于运动员的面部表情，还关乎当时的现场环境，以及运动场其他地方的样貌。我意识到摄影师有时候必须要站得稍微远一点，这样更能让人看清现场实际发生的事件。

十几年前有一件事启发了我。那天我在翻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体育照片，在照片上可以看到终点有两个人拉着一条冲线绳，摄影师会在附近5米左右的地方，手握老旧的相机并按下快门。这些照片已经拍了将近100年了，它们保留了大部分现场环境。

当我看这些照片时，我发现它们是如此美妙。要知道在这届里约奥运会上有超过1000名摄影师，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像机关枪一样的照相机，但是在100年前，可能只有两三个摄影师，而且他们按下一次快门只能拍一幅照片。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拍照片的方法，也就是说每一个瞬间都只有一幅照片。

我想尝试在今天拍摄一张看似是100年前的照片，同时也希望让大家知道，并不是所有场景都适合使用机关枪式的拍摄方法。这些简单的照片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趣味。现在并没有很多人在尝试着做这样的事，在这届里约奥运会上，我想我是唯一一个使用大画幅相机拍摄的摄影师。

您描述的那些老照片让我想起了法国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格的作品。

是的，确实有点像。

艺术体操，中国北京，2008年8月

男子4×100米游泳接力，巴西里约热内卢，2016年8月

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您为什么说我们应该站得远一点呢？

大约四年前，我们组织过一个展览，它的名字就叫《太近（too close）》,基本上就是把卡帕的理论完全颠倒过来。那个展览上汇聚了很多用广角镜头拍摄的照片，画面包含着环境关系，你不仅可以看到被摄者的眼睛，还能看到他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当时展览的口号是：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太近了。

这个问题涉及对摄影师和被摄者关系的思考。对卡帕来说，他的相机既没有超广角镜头也没有长焦镜头，所以他在拍摄时就必须尽量靠近被摄者。这是身体上的靠近，也是心理上的靠近，或许还是哲学上的靠近。但是在今天，我们有了这些先进技术制造出的镜头，或许是时候站得稍微远一些了，增加一些画面内容和环境或许能更好地讲述你的故事。但是顺便说一句，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爱卡帕的，他很棒！

您现在常用的器材有哪些？如何选择在某一时刻使用哪一个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选择相机并没有一定之规，很多时候是凭直觉。

在报道里约奥运会时，我会随身带着数码相机和各种镜头，这样无论拍摄什么我都能应付，与此同时我也携带大画幅相机。在伦敦奥运会上，拍摄这幅照片的摄影师把在田径场内拍摄的我和运动员一起框进了画面中，并特意把这张照片发给了我。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除我之外的其他摄影师用的都是佳能和尼康相机，而对我来说，当运动员跑过来时，我只有一次机会来拍一幅照片。

我在使用大画幅相机拍摄体育时，只是想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这有时候就像赌博，因为你只能拍一次，所以我试着预测拍摄时刻。它不会永远奏效，但我依然试着这么拍，因为如果我使用数码相机的话，拍的照片可能和别人没什么不同。你懂的，它会是好的照片，但并不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会在不同的情境下选择不同的相机，借此来尝试不同的东西。如果成功了，那么非常好；如果没成功，那我不告诉你就好了。（大笑）

大卫·伯耐特在伦敦奥运会上用大画幅相机拍摄田径比赛。

您同时还用Holga相机是吗？

对，Holga是非常棒的小相机。去年，当他们的工厂宣布停产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沮丧，而我第一时间就跑去多买了两部。

Holga最好的地方就是让摄影回归最初的、简单的、凭直觉拍照的阶段。它绝不复杂，只有风景、人像等几种模式，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从取景器中看事物的问题了。这也正是之前你提到的法国摄影师雅克·亨利·拉蒂格的照片如此优秀的原因。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有一双慧眼，他12岁到16岁之间拍的照片就已经很棒了，因为他很快就理解了照相机到底能做什么。我想这就是Holga最重要的地方，一旦你了解了使用Holga能拍摄什么样的照片，你就可以用它拍摄许多很棒的照片。

另外，用Holga 6×6底片制作的接触印相美极了！当你把它拿在手中，你能看到故事是如何产生，摄影师是如何一步步构建他的故事的。

俯式冰橇，美国犹他州帕克市，2002年2月（Holga作品）

女子撑杆跳高，澳大利亚悉尼，2000年9月（Holga作品）

从胶片到数码，从大画幅到Holga，您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使用不同的相机？

我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拍摄一幅好照片。每台相机都有强项和局限，不过重要的是要在脑海中想象出用手中不同相机拍摄出的画面，用想象力来构建你所看到的事物。

2000年，我在美国报道政治新闻时一直带着Holga相机，有一次当戈尔副总统讲话时，太阳高高在上，周围云朵密布，我发现这是一个完美的Holga时刻。我当时就知道，用Holga来拍摄效果会非常好，而最终的效果也的确很棒！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2000年竞选活动（Holga作品）

您有没有因为操作相机而错失过好的拍摄机会？

是的，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越南战争那次因为换胶卷错失好机会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换胶卷，可能我也不会拍那张照片。我想那是命中注定的，黄功吾拍下了一张照片，而我在换胶卷。

我想告诉你另外一个例子。我一直记得那个时刻，因为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现在的妻子。那时她在白宫工作，而卡特总统准备签署一个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四十年来第一个和平协定。那时我同时是六家图片社的摄影师，必须要分别提供不同的照片。我的脖子上挂了五台相机，每个里面都有一个全新的胶卷。当他们开始签署协议的时候，我就用带有电动马达的相机连续拍照，最终当他们站起身开始握手的时候，我却已经用光了所有的胶卷。这时，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握手，一边听着身边“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一边沮丧地快速倒卷、换卷，那是一个痛苦的时刻。

那天晚上是我和现在的妻子第一次见面，所有的朋友都说那是我最重要的一晚，但只有我知道那天晚上自己特别遗憾，因为我错失了一张重要的照片。

1972年6月8日，一架飞机向越南平民误投了燃烧弹，从天而降的炸弹迫使孩子们惊慌逃命，一个女孩不得不脱掉燃烧的衣服。这个场景发生时，美联社记者黄功吾和大卫·伯耐特都在现场，在黄功吾拍下这个瞬间的同时，大卫·伯耐特正在换莱卡相机的胶卷。第二天，黄功吾拍下的这幅《战火中的女孩》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成为越战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这是大卫·伯耐特在装上胶卷之后拍摄的画面。

1970到1972年，您在报道越南战争，那两年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我25岁去到越南，还是一个年轻的摄影记者，那时每个礼拜都会发生许多大事，而我想亲自去看看这些事件的本来面貌，同时这也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

但是那两年间，我发现自己脑中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反而带来更多的问题，后来我发现这也是报道摄影的核心——你要不停问自己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是他？发生了什么？在去越南之前，我并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摄影师，但在那里不断拍照让我磨炼了技艺，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摄影师。这没有捷径可循，你必须要不停拍摄，看看什么能成功，什么不能，并且建立自己看事物的方式和风格。当然，我不认为训练摄影就必须去战地，你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纪律性——愿意通过相机来融入到世界上的事件中。

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但确实有一个时刻，我突然间自信心高涨，敢于承接拍摄任务了，但这花了我很长时间。在此之前很久，我都不敢接编辑打来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中给我一项任务，我爽快地说可以，但挂上电话后就会紧张地问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做？我想所有摄影师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对一个摄影师来说，这种不安全感是非常正面的，正是从这种不安中，摄影师才发现了拍出好照片的方法。

除了越南战争，您有几十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拍摄战争、冲突，但是近些年您拍了越来越多的体育照片，是什么促使了这种变化？

我从来不是一个好的战地摄影师，而我也不希望让它成为终身职业。有些人是这样做的，我也尊敬他们，但战争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事件，生命还有其他的角度。无论是通过战争、体育，我都希望展示人性。

今年的里约奥运会有超过1000名摄影师，他们大部分是世界上最棒的摄影师。在这样一群人中工作，实际上是很大的竞争压力的。奥运会并不仅仅是运动员的，同时也是摄影师的，我们都需要看到自己的内心，就像运动员一样，在那两周之内尝试做到最好的自己。

我记得在这次奥运会上，摄影师拍摄完都要回到媒体间整理照片，等起身去倒咖啡的时候，他们会故意将屏幕停留在自己最好的照片上，当别的摄影师走过时就会看到，然后暗暗感叹：“哦，他拍的比我好多了！”“该死，我怎么没拍到这样的照片！”

所以，从心理上每一个人都希望战胜他人，这不仅仅是运动员的竞争，也是摄影师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