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要写的东西从有些角度说不是太客观，因为不免有一种脱离了时代背景，用现在的观点要求前人的感觉。但是因为这些问题依旧还在重复，所以不得已只能不客观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毕竟随着时间的流逝前人作品中的弊病已经渐渐显露，所以用何藩先生的作品对有些问题进行探讨更具说服力。但是事先说明这完全是对于摄影作品拍摄方法的讨论，与曾经揭露骗局的文章不同。
我们一说到摄影，总爱提到的一个词就是“构图”。“构图”似乎已经成为了拍好一张照片的精髓。但是随着我对于摄影的进一步了解，我发现很多影友实际上对于“构图”有着一种畸形化的认识。所以我想从 “人文”和“风光”两方面来阐述一下我对于构图的看法，这次先说人文，有不同意见的欢迎讨论。
前一阵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香港摄影家何藩先生的作品。先给大家分享几张看看，虽然马上要对这些作品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我一向本着讲理的原则，如果要是有影友因为没有在香港买到奶粉而对整个香港心生不满，还望可以冷静客观。
这些照片当我第一眼看到时我觉得很惊艳，构图很到位，点，线，面的应用也很巧妙。但当我细细品读时却对这种精妙的构图产生了质疑。因为我很难从这些具有精妙构图的作品中感受到人文作品应该所具有的内涵。
那么人文作品所应该具有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这就又要回到曾经老生常谈的摄影与美术的问题上了。摄影和美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美术可以表现脑海中想象的画面，但是摄影却必须去现场拍。所以在很多题材的创作上摄影是具有天生的弱势性的。就拿上面何藩先生的倒数第二张照片为例子。如果这个照片我不是拍的而是画的会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起码画面右上角那些多余的屋檐与百叶窗就不会出现在画面中，并且我会把窗户换成那种具有华美装饰的向外翻的窗户，绝对不让任何事物所产生的与两人无关的线条出现在窗户内，如果可能或许我还会安排他们做出一些在公共场合不容易做的更亲密的动作，这也能更好的和private（私人的）一词相呼应。但是这些却很难通过摄影做到，现实是什么样那么照片也就会大体类似，即使改也会基于现实的基础。换一句话说因为现场环境的复杂性，相同内容往往照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没有画笔画出来的画更精致。
但是可能有人又会反驳我了，可能会说“你看最后一张和这个理论就是相悖的，即使用画笔画，在想表现同样内容的前提下，也未必能比这个做的更好了”。这种反驳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拍这样一张照片的难度。我们先假设一张餐桌上放着一盘子水果，即使是相同的构图，让刚刚学美术的新生和在这个行业里浸淫多年的老画家画他们是有区别的，即使都是老画家画出来也会有不同之处的。并且每个人在作画时对于笔法运用的感受也不可能和其他人完全一致。因为笔法这东西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摄影呢，只要是在相同的光线下，用相同的器材，并把相机放到相同的机位，再调到相同的参数，那么拍摄相同的物体就几乎会一摸一样。参数这种直接明了的东西不存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那么我们返回头看最后一张作品。固然这张作品完美了，但是真的有多么的难以模仿吗？因为画面中能体现这个建筑独特性的元素太少了，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相似的场景，再安排一个模特，就可以获得相似的照片。所以想得到这样一张照片其实是有很多空子可钻的。
如果我们总结以上的这两种弊端，我们会发现其实问题的来源是相似的，因为我们都在试图用照相机做属于画笔的那份工作。所以我认为如果想克服这种种弊端，根本性原则就是用照相机做照相机的本职工作。那么相机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一瞬间高度真实的记录一个画面。
一幅画画的再像，与真人还是会有很大区别，而同样一幅画需要一笔笔的画，所以被描述者一瞬间所流露的表情不可能是画家一笔笔临摹下来的，因为时间来不及，所以他们肯定会是先记录在脑海中，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解，最后再画在纸上的。那么问题来了，加了自己的理解那多少就会有画家思想意识的影子，如果用其纪录的画面则主观性太过浓烈，很难相对客观的体现众生百态，画面也很难具备史料性。
那么真到拍摄情况下，我认为拍摄者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表现类似于人的神态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呼应性上，就如同下面多萝西雅 兰格所拍摄的《迁徙的母亲》。之所以我认为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两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人物的表情很多，多到很多表情甚至于我们无法用语言找一个词可以准确的形容。所以只要是自然流露的表情重复性其实很低的。
第二：神态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因此也具有很强的史料性。举个例子，都是挨饿，都是贫穷，但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人的神情，和文化大革命时，那种号称要解放全人类，打倒一切帝修反，把红旗插遍五湖四海时的人物神态一样吗？对比李晓斌的《上访者》这张照片大家可以自己比较一下。
而之所以要注重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呼应性。其实看上面两幅照片就是最好的解释。如果《迁徙的母亲》中没有那两个小女孩，如果《上访者》中没有领袖像章，那他们的神态还会有这么鲜明吗？
因为神态所具有的这些优势，也导致其必然与精美的构图出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现象。往往很多神态只有短短一两秒钟，我们无法让这一两秒出现在时，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我们也未必能得到理想的机位，因为很可能我们知道好机位在哪，但是我们真不是闪电侠，一两秒钟我们到不了。我们甚至没法把照片拍清楚。但这就是一个选择题。我们该像何藩的作品那样选择构图，从而使得照片美得都没有故事，你无法通过他的照片明白那时候香港人的精神面貌，到底香港人是像抵制大陆仔买奶粉时那么群情激愤，还是因为被英国人殖民久了，当久了二等公民，而不自觉流露出一种自卑表情。这些都不知道。你知道的只有构图很美。我记得唐东平先生在给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专业写的关于构图的教材就提到过，大意是“构图是为了表现拍摄的内容而存在的”。所以实际上看似是鱼与熊掌二选一的选择题根本没有第二个答案。
最后再次声明，每个摄影师都会被所生活的时代影响，在那个年代何藩对于人文有这种理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时间变了，当我看图虫很多人文爱好者的作品时我却还是能发现何藩的影子。所以在此写这篇文章，希望大家不要把构图理解的畸形化，认为只有构图好就是全部，从而导致作品出现舍本逐末的现象。